老干妈|它是汉朝“老干妈”,皇帝百姓吃饭离不开,还助中国打下万里江山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吃货。即使从伏羲神农开始,中国人对于美食的追求就从未停止脚步。正所谓有条件要吃好,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吃好。在中国众多美食中,酱是一种古老、廉价又美味的食物。无论是吃米饭,吃面,吃馒头,亦或是吃面包,只要蘸一点儿酱,总能让滋味儿变得更美,让饭菜变得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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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古代,酱也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调味品。先秦时代,中国既没有通西域,也没有发现美洲,我们今天吃到的很多蔬菜、水果都还未引进中国,食物种类十分匮乏;由于没有冰箱,很多肉类、鱼类以及蔬菜也难以保存。因此,古人们往往会用盐将鱼、肉、豆、麦或者水果进行腌制,然后发酵,沉淀出不可复制的美味。在春秋时期,古人们便普遍吃酱。早在西周,便出现了许多种酱料。就如《周礼·天官·内饔》所说:“百羞酱物珍物”。在周朝,“周八珍”乃是天子、大诸侯才能吃到的美味,而食用这些菜肴时,总离不开肉酱、鱼酱的调和。因此,孔子才会在《论语·乡党》中谈到:“不得其酱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春秋战国时代,酱的使用和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例如屈原曾在《楚辞·招魂》中写道:“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挈黄梁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粔籹蜜饵,有餦餭些。对此,现代人读起来或许有些佶屈聱牙,但翻译过来,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红烧甲鱼,叉烧羊羔要拌甜酱吃,煮逃陟,烩水鸭,加点酸酱,油炙的面饼要加点儿蜜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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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之后,到了秦汉,酱已经成为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所必不可少的食物。对于富人来说,他们更偏爱于肉酱、鱼酱、蟹酱以及果酱。靠近海边或江河边的贵族富户,主要吃鱼酱。例如《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曹操《四时食制》:“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也就是说郫县的一种鱼,可以制作成美味的酱。在海边,鲗酱和蟹酱,是两种不可多得的食物,所谓“鲗”,就是乌贼、墨鱼。《周书》云:‘伊尹受命于汤,赐?鲗之酱。”也就是说,鲗酱是贵族才能吃到的食物,甚至被天子用来赐予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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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蟹酱的地位也不遑多让,在汉朝,蟹酱被称为“蟹胥之酱”。这种酱非常珍贵,被称为“共祭祀之好羞”,也就是说蟹酱是祭祖用的珍馐佳肴。而东汉经学家郑玄也补充道:“谓四时所为膳食,若荆州之鲡鱼,青州之蟹胥,虽非常物,进之孝也。”也就说,在当时蟹酱是孝敬父母和祖先的珍品,不是一般人能吃到的。对于皇帝来说,他们所吃的酱,主要以肉酱、鱼酱以及果酱为主,价格不菲。他们不仅自己吃,还时常将之赐予匈奴、鲜卑等属国。例如《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刘秀曾将宫廷御食酱赐予南匈奴单于、单于妻子、母亲以及其他重臣。对此,匈奴人竟感激涕零,由此可见,这些宫廷御食酱是非常珍贵,也是非常好吃的。只有最重要的属国,汉朝皇帝才会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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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肉酱、鱼酱在当时富足阶层的生活中已经非常普遍,而民间一般食用的酱,则是用豆麦等谷物发酵制成的调味品。在当时,几乎每个汉朝家庭都会制作豆酱。《齐民要术》卷八曾详细记载了汉朝人“作酱之法”。要制作美味的豆酱,必须先“预前日曝白盐”,“令极干燥”,用盐比率“大率豆黄三斗”,“白盐五升”,并专门注明:“盐少令酱酢,后虽加盐,无复美味。”密封重开之后,仍要“于盆中以燥盐和之,率一石水,用盐三斗”,“又取黄蒸于小盆内减盐汁浸之”,再“合盐汁泻著瓮中”。由此可以看出,汉朝人制作豆酱,与我们现代人没啥区别。待豆酱制成,香味扑鼻,令人垂涎、食欲大开。因此,东汉人将豆酱也称为“雷酱”,为何称为“雷酱” 呢?《北堂书钞》援引《风俗通义》解释道:“作酱使人腹中雷鸣”。也就是说,只要闻到豆酱的味道,肚子就会饿。汉朝的豆酱怎么吃呢?对于百姓来说,主要拌着粟米饭吃。对于缺乏副食的汉朝百姓来说,豆酱是生活的必需品,酱咸鲜适口,给百姓的生活提供了不少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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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酱需求量很大,因此产生出不少因制作酱而发家的大富豪。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卖酱,小业也,而张氏千万。”也就是说,一位张姓的制酱商人,竟凭借这个“小业”赚下了千万身家。同时司马迁还提到,通邑大都中,拥有产业其年生产能力达“醯酱千瓨”的,其经济地位可以“比千乘之家”。所谓瓨,就是制作、包装酱的瓦罐。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在诸如长安、成都、定陶、临淄这样名都大邑,应该都存在不少制酱的大富豪,他们的经济实力甚至可以和千乘诸侯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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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人异曲同工的是,如今同样制作酱料的“老干妈”陶华碧也身家数十亿。可以说,只要酱做得好,无论是古人和今人,都会发财。此外,汉朝是一个尚武的王朝。汉人生机勃勃,积极向外开拓,曾为如今我国广大的疆域奠定了基础。而汉人所吃的酱料,也随着汉军出征的步伐传遍四方。而有趣的是,汉朝还曾因一种特殊的酱,将今天贵州、云南一代纳入了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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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酱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夹在》,汉武帝曾派番阳县令唐蒙风出使南越(今天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到了该国,南越人情唐蒙吃一种名叫美味的酱。唐蒙或许是个吃货,吃了一口便知道此酱的来历,此酱名为枸酱,乃是用蒌叶的果实做的酱,口味辛辣,很下饭,乃是蜀地的特产。当时,南越与蜀地并不通商,那么枸酱是如何到达南越的呢?因此,唐蒙询问一位南越的商人,商人回答:“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也就是说,在番禺(广州)城西南方向,有个牂柯江,而这种酱也是从西南方向卖来的。对此,聪明的唐蒙留了个心眼。回到长安后,他又找了一个蜀地的商人,并问道:“你们是如何将枸酱卖到西南方向的?”商人回答:“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简单来说就是,巴蜀西南方有个夜郎国,与蜀地有水陆可通,与南越通过水路取得通商关系。听完商人的话,唐蒙大喜,他立即上书汉武帝,并提出了自己征服西南夷的计划。他认为,以巴蜀的富饶,汉军的强大,足以征服西南夷,然后从西南方向包抄南越国。只要西南夷征服了,南越国也会很容易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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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西南夷听了唐蒙的建议,汉武帝大喜,于是他派唐蒙率领千余人,从巴蜀筰关入,开辟了通往夜郎国的道路。在唐蒙的恩威并施下,西南夷诸国服从了汉朝的统治,并在当地建立了八个郡。从此,广大的西南地区并入了华夏的版图。司马迁认为,唐蒙的功绩完全可以与通西域的张骞相比。然而谁又会想到,西南沃土之所以纳入中国,完全是因为唐蒙是个聪明的“吃货”。根据出土的汉简,汉军在出征四方时,总会携带大量酱料。当时,汉军戍守的边疆大多为苦寒之地,难生五谷,更别说蔬菜了。因此,酱料成为汉军最主要的副食。例如敦煌汉简中有反映河西边塞军人消费“酱”的资料,在竹简编号246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酒斛黍米二斛 酱二斗白粺米二斛 醯三斗 敦德尹遣史汜迁奉到这枚汉简记载了一位汉军将士从军需处领到的军粮,从酱二斗可以看出。酱在军粮中所占比例是很可观的。在其他汉简中,我们也能发现,汉军吃饭时,主要的副食就是酱,很少能吃到蔬菜和肉。酱,或许为汉朝将士单调的生活提供了一点亮色,让汉军将士想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朝鲜战争时,志愿军将士嚼着用盐、玉米面、面粉炒制的炒面与联合国军奋战;而两千多年前,汉军将士用酱料拌粟米,最终驱逐了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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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是同样的粗陋,但他们的勇气和精神却通过食物合二为一。正是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让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一直走向强大。汉朝将士们吃着酱料和拌饭,开辟西域,打通了去往世界的窗口,胡萝卜、葡萄、豌豆、大蒜等食物进入了中国的食谱。渐渐的,中国人的餐桌逐渐壮大,无需再用酱料作为主要副食。如今,酱,仍是中国人生活中重要的调味,无论是吃米饭、吃面还是吃馒头,只要蘸点“老干妈”“老干爹”“饭扫光”或者是自己制作的酱料,就能快活似神仙。酱,是一种记录时间的美味。有时候,酱是越陈越香,就好似我们古老而伟大的祖国。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只要能吃到酱,就能想到我们的家乡和我们的祖国,就一如2000多年前戍边的汉朝将士一样。